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起号以代替名字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，又称别号。早在周朝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起号。对此，《周礼》解释说，号是“尊其名更为美称焉”。意思是说，号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。特别是在早期，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。如老子别号广成子，范蠡别号鸱夷子皮，等等，都是如此。不过，就一般情况看，先秦时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，起号的人仍不很多，见于记载的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时期，伴随着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，在名、字之外另起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李白号青莲居士，杜甫号少陵野老，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，等等，都是这种情况。到了宋代，起号之风又有进一步发展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号，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明清人更把起号视为一种时髦，上至皇帝，

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几乎人人有号。甚至如清朝人凌杨藻在《蠡勺编》一书中记载，明朝“闾市村垄、人琐夫，不识丁者莫不有号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兰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弟则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则仲必“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闻妇人亦有之，向见人称‘冰壶老拙’，乃螯媪也”。该书还记载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，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盗窃案时，诘问犯人为什么故意狡辩，犯人回答是“守愚不敢”，县官不解其意，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号。像这样落草为寇的盗贼都有号，当时起号之多之滥可想而知了。

在古人起号时，用字与起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数限制。从已知的历代别号看，有2字号，也有3字、4字号，甚至还有10多字、20多字的号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号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当时还有一个叫释成果的和尚，号用字竟达28个之多，即“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”。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，真可谓一大奇观。

因为古人起号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并且不必加以避讳，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清时期文人起号之风的盛行。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起号，有些人的号还不止一个。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，别号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瞎尊者，达4个之多。至于前述清代画家郑板桥，本名燮，字克柔，板桥本来就是他的号。他此外还自称郑大、郑大郎、板桥居士、板桥道人、板桥老人，这些自称也大多具有号的性质。

另外，如果我们对古人的号进行深入研究，还可以发现其性质相当复杂，不仅有上述这些性质的号，不同身份、不同行业的人也有专门的号。如历代皇帝都有庙号、谥号，和尚都有法号，道士有道号，演艺界有艺名，文化界有笔名，这些也有号的性质。其中艺名起源很早，是演艺界的人由于某种原因而起的专门名字，用来表达自己的意向、专长、师承或纪念某件对自己影响重大的事情。早在汉代时，有一位姓赵的女子擅长舞蹈，身轻如燕，人送艺名“赵飞燕”。由于她这一艺名影响很大，以至她的真名反而无人知晓了。又如在五代十国时，后唐庄宗李存不仅喜欢演戏，还为自己起了个“李天下”的艺名。据说有次他与一位艺名叫镜新磨的人同台演出，在戏台上也忘不了自呼两声“李天下”的艺名。另据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记载，古代有“黄幡绰”、“云朝霞”、“镜新磨”、“罗衣轻”等人，也都是以艺名传世的。最为大家熟知的小说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贴身丫环袭人的丈夫蒋玉菡原是唱戏出身，艺名是“琪官”。另外该书还有几位唱戏的女孩子，名字分别是龄官、文官、宝官、玉官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葵官、艾官、茄官、药官，其实，这些也都不是她们的原名。而是艺名。至于艺名的来源，有些是自己起的，有些是请人起的，有些是因师承排行而来的，有些则是观众送的，情况不一。清末一位知县叫德克金，平时不拘形迹，被一位姓汪的人讥笑，说他不是做官的料，只配演戏。后来他果然丢了官，改行学戏。为了不忘当年姓汪的人的讥笑激励自己，他便起了个“汪笑侬”的艺名，并用这一艺名编戏演戏，终于自成一派，誉满上海一带。另外，在当代舞台上，山西梆子演员祁彩芬艺名“水上飘”，山东五音戏演员邓洪山艺名“鲜樱桃”，广东粤剧演员邝健廉艺名“红线女”，湖北汉剧演员陈伯华艺名“小牡丹花”，河南越剧演员申风梅艺名“活诸葛”，豫剧演员马金凤艺名“洛阳牡丹”，北京京剧演员叶盛兰艺名“活周瑜”，陕西秦腔演员王秉中艺名“活赵云”，等等，这些艺名都是观众送的。当然，现在的电影、电视、音乐、绘画、书法等艺术界也有人使用艺名，如书画家李英艺名“李苦禅”，话剧演员杨淑贞艺名“杨枝露”，相声演员常宝垄艺名“小蘑菇”，杂技演员赵凤歧艺名“麻子红”，电影演员杨蒙艺名“夏梦”，电视节目主持人黄益腾艺名“阿原”。不过，这些艺名已经具有笔名或化名的性质，是要另当别论的。

其实，笔名也是一种号，多指作家、著作家等文化人在发表作品时不愿使用本名而另外所起的名字，又称著作名或假名。笔名的来源一般认为兴起于明清时期，是话本小说流行以后才出现的一种起名现象。当时作者所写的东西多属乡里民间流传的故事、村言，被一般文人士大夫认为登不得大雅之堂，为了避嫌，便起一个新名字来发表自己的作品。此后，由于这种起名形式的确有较大的实用性，便广为文化人所采用。其中，早期以笔名刊署于著作之上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由于他在书上署名“兰陵笑笑生”，至今我们还不知他的真实姓名。相传他的父亲被当地的一位恶霸所杀，他有意报仇，但多次都未得手。后来他得知这个恶霸喜欢读书，在读书时又习惯用食指蘸取唾液翻动书页，便写了《金瓶梅》一书，并在书页上涂上剧毒，想法让人送给恶霸。恶霸一见果然爱不释手，最后终于中毒身亡。这则故事虽然有些离奇，但也可知作者没有在书上署自己的真实姓名、的确有他的苦衷。到了近现代，由于出版业兴起，特别是在“五四”运动以后提倡“一人一名”，立表字、起别号的传统习惯被禁止，文人起笔名之风也异军突起。其中如郭沫若用过30多个笔名，茅盾起过90多个笔名，鲁迅的笔名更达140多个。由于笔名常见于报刊书籍之上，人们经常接触的是书报而不是作者本人，因此就使作者的笔名产生广泛影响，不少人真正的名字反而鲜为人知。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，如提起巴金、茅盾、曹禺、鲁迅、老舍、郭沫若、冰心等名字几乎无人不知，但要提起李尧堂、沈德鸿、万家宝、周树人、舒庆春、郭开贞、谢婉莹等名字，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。其实，后面这些名字正是前面那些人的原名，他们都是以笔名闻名于世的。

在古人的号中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号，即诨号。诨号又称浑名、绰号、混名、花名、野名、外号、徽号、雅号，一般是由别人根据当事人的外貌、性格、特长、嗜好、生理特征、特殊经历等特点而起的，大多带有戏谑、幽默、讽刺等色彩。如我国夏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因为力大无穷，能移动牺牛（作祭品用的牲畜），因此被人送诨号“移大牺”。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时，有一批出色的农民英雄与队友们亲密无间，彼此都以诨号相称。其中说话声音大的被称为雷公，走路轻捷的被称为飞燕，眼睛大的被称为大目，爱骑白马的人被称为白骑，满脸胡须的人被称为氏根。由于他们的诨号影响很大，以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。在以后的发展中，由于诨号越来越多，还有人根据其性质和所指的对象不同而分为20大类，即状貌、德性、威望、声价、运命财产、业务、技能、学识、艺术、武勇、行为、举止、臭味、谈吐、著作、服御、身份、嗜癖、谐嘘。其中的一些诨号是一个群体的标志，如西汉末年的农民军因把眉毛染红而被称为“赤眉军”，明清时人侵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因红头发而被称为“红毛番”；有些诨号指某一行业，如把士兵称为“丘八”(兵字上下分开），把茶楼伙计称为茶博士，把替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的人称为媒婆、红娘；有些诨号指某些人的行为或性格，如称圆滑的人是琉璃球，称懒惰或蛮横的人为“三不管”(懒惰的人，衣、食、住不管；蛮横的人，天、地、人不管），等等，都很典型。另外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因早年隐居不仕而被称为“卧龙先生”，刘备也因为两只耳朵出奇得大而被曹操称为“大耳儿”。又如《水浒传》中，蒋忠因身高力大而被起诨号为“蒋门神”，鲁智深因出家后不戒烟酒而被称为“花和尚”，时迁的偷窃技术高超而称“鼓上蚤”，孙二娘因蛮悍凶狠而称“母夜叉”。水浒寨上108员大将，以及与水浒英雄有关的各种人物，几乎个个都有诨号。即使现在，我们身边也常可以听到有人被叫诨号现象，如“大个子”、“四眼”、“麻婆”（麻脸女士）、“柴油桶”（矮胖的姑娘）等，可见起诨号的风气是多么持久。

总之，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在人复杂，他们有姓名又有字、号。这种姓、名、字、号的并存，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，也为我国的起名文化增添了许多厚重的内容。